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李赋宁译)

一些概念，李译比卞之琳译准确，例如卞译 "工具"，李译 "媒介"。

一

在英语写作中，我们很少谈到传统，尽管我们偶尔也使用这个名词来惋惜传统的消失。我们提不出“这一传统”或“某一传统”。充其量我们只使用它的形容词来描述某某人的诗歌是“传统的”，或者甚至是“太传统了”。或许，除非用作贬义，这个词就很罕见。假若不是这样，该词就带有隐约的褒义，暗示着：受称赞的作品具有某种讨人喜欢的考古学文物重建的兴趣。你不可能使这个词让英国人听起来感到舒服，除非使它与鼓舞人心的考古科学发生这种赏心悦目的联系。

在我们对活着的或已故的作家所做的鉴赏文章里，传统这个词肯定不会出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不仅有自己的创作习惯，而且还有自己的文学批评的习性。与创作天才方面的缺点和局限相比，本民族文学批评习惯方面的缺点和局限，更容易为人忽视。基于用法语写的大量的文学批评文章，我们理解、或认为我们理解法国人的文学批评方法或习惯。由此我们就简单地得出这一结论（我们竟然会这样没有头脑），即法国人比我们“更富于批评精神”，而且我们有时也颇以此自豪，似乎法国人比不上我们的自发性。或许他们是这样；但我们不妨提醒自己，文学批评就象呼吸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当我们在读一本书，并且对它做出一种感情反应时，我们把通过我们自己头脑的思想感情明确地表达出来，而且在我们自己头脑所做的批评工作中批评我们自己的头脑，这对我们并不是一件坏事。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事实之一就是每当我们称赞一位诗人时，我们倾向于强调他的作品中那些最不象别人的地方。我们声称在他作品中的这些地方或部分我们找到了这个人独有的特点，找到了他的特殊本质。我们津津乐道这位诗人与他的前人、尤其是与他最临近的前人之间的区别。我们努力去寻找能够被孤立出来加以欣赏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抱这种先入的成见去研究某位诗人，我们反而往往会发现不仅他的作品中最好的部分，而且最具有个性的部分，很可能正是已故诗人们，也就是他的先辈们，最有力地表现了他们作品之所以不朽的部分。我说的不是这个诗人易受别人影响的青春时期，而是他的完全成熟了的阶段。

另一方面，假若传统或传递的唯一形式只是跟随我们前一代人的步伐，盲目地或胆怯地遵循他们的成功诀窍，这样的“传统”肯定是应该加以制止的。我们曾多次观察到涓涓细流消失在沙砾之中，而新颖总是胜过老调重弹。传统是一个具有广阔意义的东西。传统并不能继承。假若你需要它，你必须通过艰苦劳动来获得它。首先，它包括历史意识。对于任何一个超过二十五岁仍想继续写诗的人来说，我们可以说这种历史意识几乎是绝不可少的。这种历史意识包括一种感觉，即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在性。这种历史意识迫使一个人写作时不仅对他自己一代了若指掌，而且感觉到从荷马开始的全部欧洲文学，以及在这个大范围中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这种历史意识既意识到什么是超时间的，也意识到什么是有时间性的，而且还意识到超时间的和有时间性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有了这种历史意识，一个作家便成为传统的了。这种历史意识同时也使一个作家最强烈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他自己的当代价值。

从来没有任何诗人，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就已具备完整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是对他和已故诗人和艺术家之间关系的评价。你不可能只就他本身来对他作出估价；你必须把他放在已故的人们当中来进行对照和比较。我打算把这个作为美学评论、而不仅限于历史评论的一条原则。他必须符合，他必须一致，这种必要性却并不是单方面的。当一件新的艺术品被创作出来时，一切早于它的艺术品都同时受到了某种影响。现存的不朽作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体系。由于新的（真正新的）艺术品加入到它们的行列中，这个完美体系就会发生一些修改。在新作品来临之前，现有的体系是完整的。

但当新鲜事物介人之后，体系若还要存在下去，那么整个的现有体系必须有所修改，尽管修改是微乎其微的。于是每件艺术品和整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比例、价值便得到了重新的调整；这就意味着旧事物和新事物之间取得了一致。谁要是赞成关于体系，关于欧洲文学，关于英国文学的形式的这一概念，谁就不会认为这种提法是荒谬的，即在同样程度上过去决定现在，现在也会修改过去。认识了这一点的诗人将会意识到任重道远。

在某种特殊意义上，你也将会意识到人们不可避免地必然会用过去的标准来评价他。我说的是评价，不是肢解。人们井不评价他是否与已故的作家同样好，或不如，或胜过他们。人们也绝不会用已故的批评家的教条来对他进行评价。这将是一种把两个事物拿来相互衡量的评价和比较。要求新作品仅仅符合，那就意味着新作品并不真正符合；新作品就算不上新，也就不成其为艺术品了。我们并不绝对这样说：新作品由于符合，就更有价值；但它是否符合却是检验它的价值的一个标准——当然这种检验只能稳妥慎重地进行，这是因为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对是否符合能够做出从不犯错误的判断。我们说：这个作品看起来好象符合，但它或许却是独创的，或它看起来似乎是独创的，但却可能是符合的。我们极不可能发现它是一种情况，而不是另一种情况。

接下去再对诗人与过去的关系做一个更明白易懂的说明：他既不能把过去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不能把它当作象一粒不加选择的大丸药吞下肚去，又不能完全依赖一两个私下崇拜的作家来塑造自己，也不能完全依赖一个心爱的时期来塑造自己。第一种途径是行不通的，第二种办法是青年时期的一条重要经验，第三条路却是一种令人愉快的，非常可取的补充。诗人必须十分清楚什么是主流，而且主流并不总是流经最著名的作家身旁。他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明显事实，即艺术并不是越变越好，但艺术的原料却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必须知道欧洲的思想、他本国的思想——总有一天他会发现这个思想比他自己的个人思想要重要得多——这个思想是在变化的，而这种变化是一个成长过程，沿途并不抛弃任何东西，它既不淘汰莎士比亚或荷马，也不淘汰马格德林期的画家们的石窟图画①。从艺术家的观点出发，这个成长过程，或许可以说是提炼过程，肯定说是复杂化的过程，并不是任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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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西南部马格德林地区石窟中的壁画，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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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学家的观点出发也算不上是一种进步，或者达不到我们所想象的程度；或许归根到底只不过根据于经济方面和机械方面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一事实。但是现在和过去之间的区别在于有意识的现在认识过去时所采取的方式和所达到的程度是过去认识它自己时所不能相比的。

有人说；“已故的作家离我们很遥远，因为我们知道的东西比他们知道的多得多”。说得对，他们本身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东西。

我也注意到人们对显然是我为诗歌这个行业所制订的方案的某一部分通常提出反对的意见。这个意见就是认为我的学说要求诗人具有达到荒谬程度的大量学问（以及对学问的卖弄）。诉诸任何先哲祠中所供奉的诗人们的生平，就可以驳回这种意见。甚至于还可以肯定地说，过多的学问会使诗人的敏感性变得迟钝或受到歪曲。但是，尽管我们坚持不懈地相信，在他的必要的感受能力和必要的懒散不受侵犯的范围内，一个诗人应该知道的东西越多越好，可是把知识局限在能够被压缩成有用的形体来应付考试，为客厅提供谈话资料，或者为了满足追求出名所采取的更狂妄手段的需要，那并不是一件好事。有些人能够吸取知识，迟钝的人却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获得它。莎士比亚从普鲁塔克①那里学到的历史知识比大多数人能够从整个大英博物馆学到的更为重要。必须强调的是诗人应该加强或努力获得这种对于过去的意识，而且应该在他整个创作生涯中继续加强这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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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普鲁塔克（Plutarch，公元约46～约120年）是希腊传记家和历史家。
他的名著《类似的生平》叙述井对照一些希腊名人和一些罗马名人的生活经历。
托马斯•诺尔斯（Thomas North，约1535～约1601）把它译成英语。莎士比亚的三部罗马历史剧都取材于诺尔斯译的普鲁塔克的这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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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诗人把此刻的他自己不断地交给某件更有价值的东西。一个艺术家的进步意味着继续不断的自我牺牲，继续不断的个性消灭。

剩下要做的事就是对个性消灭的过程、以及对个性消灭和传统意识之间的关系，加以说明。正是在个性消灭这一点上才可以说艺术接近了科学。因此我请求你们，作为一个启发性的比拟，考虑一下当一小块拉成细线的白金放入一个含有氧气和二氧化硫的箱内时所起的作用。

二

诚实的批评和敏锐的鉴赏不是针对诗人、而是针对诗歌而做出的。如果我们注意到报纸上评论家们七嘴八舌的叫喊和随之而来的大众重复他们意见的窃窃私语声，我们将会听到一大串诗人的姓名。如果我们追求的不是有关名人录的知识，而是对诗歌的欣赏，如果我们要求的只是一首诗，我们很少能够找到它。我曾试图指出这首诗和其它作家写的另一首诗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并且提出把诗歌看成是以往所有被写下来的诗歌所组成的有机整体的这一概念。这个非个人的诗歌理论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这首诗及其作者之间的关系。我曾通过比拟暗示说，成熟了的诗人和未成熟的诗人，他们各自头脑的区别，并不恰好在于对“个性”做出的任何评价，不是由于这一个头脑较那一个必然更有趣，或有“更多的话要说”，而是由于这一个头脑是一个更加精细地完美化了的媒介，通过这个媒介，特殊或非常多样化的感受可以自由地形成新的组合。

我用的是催化剂的比拟。当上述的两种气体，由于白金丝的存在，产生化合作用形成硫酸。只有当白金存在才能发生这种化合。可是新形成的酸并不含有丝毫的白金，显然白金本身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它保持惰性、中性，无变化。诗人的头脑就是那少量的白金。这个头脑可能部分地或全部地在诗人本人的经验上进行操作。但是，诗人的艺术愈完美，在他身上的两个方面就会变得更加完全分离，即一方是感受经验的个人，另一方就是进行创作的头脑。头脑也就会变得能够更加完美地消化和改造作为它的原料的那些激情。

你们将会注意到，诗人的经验，也就是进入起改造作用的催化剂本身的那些元素，分为二类：感情和感受。一件艺术品在欣赏这件艺术品的人身上所起的作用是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在性质上不同于任何非艺术的经验。这种经验可能由一种感情形成，也可能是好几种经验的组合；还有，对于作者来说，存在于特殊的单词、短语或意象中的各种感受，也可能和上述的感情加到一起来合成最终的结果。也有可能，伟大的诗歌可以不直接运用任何感情而写成，而是单独由各种感受组成的。《地狱篇》第十五章（布鲁乃陀•拉蒂尼①）逐步激起了那个情景当中明显的感情；但是，这一章的效果，尽管它像任何一件艺术品的效果是单一的那样，却是通过大量的细节复杂性来收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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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布鲁乃陀•拉蒂尼（Brunetto Latini，公元约1220～约1294年）是意
大利哲学家和学者，是但丁的老师。在《地狱篇》第15章里，但丁表达了他对老师拉蒂尼的崇敬、怀念和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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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最后一节四行的诗产生一个意象，一种附着于某个意象的感受，这个意象和感受“来到了”，它并不是简单地从上文生出来的，而是很可能悬浮在诗人的头脑里，一直等到适当的时刻来临它才加入到那个组合里去。诗人的头脑实际上就是一个捕捉和贮存无数的感受、短语、意象的容器，它们停留在诗人头脑里直到所有能够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化合物的成分都具备在一起。

如果你们拿最伟大的诗歌好几个有代表性的段落来比较一下，你们将会看到化合物的类型，多种多样，你们也将会看到“崇高美”的任何半伦理的标准如何完全没有击中目标。那是因为重要的不是那些感情或那些组成部分的“伟大”和强烈，而是艺术创作过程的强烈，打个比方说，是一种压力，在这个压力作用之下才会发生化合。帕奥洛和弗兰采斯加②的一段情节运用了一个明确的感情，但是这段诗歌的强烈效果却完全不同于该情节可能产生的那个想象中的经验所具有的任何强烈性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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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帕奥洛和弗兰采斯加的爱情悲剧故事见但丁的《地狱篇》第五章。由于政党利害的原因，弗兰采斯加嫁给了一个残酷、自私的丈夫。弗兰采斯加爱上了她丈夫的年轻美貌的弟弟帕奥洛。二人同读一本书，当他们读到骑士朗斯洛特和皇后桂尼维尔接吻时，他们就效法书中情人的举动，发生了热烈的爱情。当弗兰采斯加的丈夫发现了此事，便把帕奥洛和弗兰采斯加一同处死。但丁听了弗兰采斯加讲她的经历，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怜悯，以至于晕倒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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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它的强烈效果并不比第二十六章尤里西斯①的航海所产生的效果更强烈，而尤里西斯的航海却不直接依靠任何感情。在感情的蜕变过程中可能出现很大的多样性。阿伽门农被谋杀，或奥赛罗的极度痛苦，所产生的艺术效果显然比但丁诗中的情景离可能的原型（真人真事）更近。在《阿伽门农》②中，所产生的艺术感情接近于一个实际观剧人的感情；在《奥瑟罗》③中，艺术感情接近于主人公本人的感情。但是艺术和事件之间的区别永远是绝对的；作为一个化合起来的总体，阿伽门农被谋杀，很可能和作为化合体的尤里西斯的航海同样复杂。两者之中的任一情况都是许多成分合成的结果。济慈的颂歌④包含了若干和夜莺没有特殊关系的感受，但是夜莺，或许一半由于它的动人的名字，一半也由于它的声望，却起了把这些感受组合起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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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尤里西斯是罗马人给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奥德修斯取的名宇。但丁在《地狱篇》第26章里叙述了尤里西斯为追求知识和经验和他的伙伴们做了最后一次的航海，向西驶向比日落更远的地方。这个故事完全是但丁自己的创造。它预示了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人发现新大陆和新航道的追求和探险精神。

②《阿伽门农》是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写的著名悲剧。希腊联军总司令阿伽门农，在攻陷了特洛耶城后，凯旋归来，被妻子克利泰木奈斯特拉和奸夫伊吉修斯合谋杀害。

③《奥瑟罗》（约1604年）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

④济慈（John Keats，1795～1821）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他的颂歌指他的著名诗篇《夜莺颂》（18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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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努力抨击的观点或许是和灵魂本质单一论的形而上学理论有关。我的意思是说，诗人有的并不是有待表现的“个性”，而是一种特殊的媒介，这个媒介只是一种媒介而已，它并不是一个个性，通过这个媒介，许多印象和经验，用奇特的和料想不到的方式结合起来。对诗人本身来说，这些是一些重要的印象和经验，但它们却在他的诗歌中可能没有占任何地位，而那些在他的诗歌中变得重要的印象和经验却可能在诗人本人身上，在他的个性上，只起了一个完全无足轻重的作用。

我打算引一段不甚常见的文字，使大家以新的注意力来阅读它，以便阐明——或模糊——这些想法：

现在我似乎能够甚至于责备我自己
不该迷恋她的美貌，尽管我决心
要用不寻常的行动为她的死亡报仇。
是为了你吗，那蚕儿在消耗她的黄颜色的精力？
是为了你吗，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卖掉贵族的领地来养活贵妇人，
只是为了消魂的一刻那微不足道的好处吗？
那个汉子为什么要把公路弄得不安全，
把他自己的生命放在法官的唇间？
为了把这件事办得更高雅，他还豢养马匹和仆人，
为了她，使他们变得更勇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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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引自西里儿•特纳写的《复仇者的悲剧》（1607年），第3幕，第5场，
第69～79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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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上下文来看，明显地在这段选文里，正、反两面的感情化合成一体：一方面是对美的极为强烈的向往，另一方面是对丑的同样程度的强烈爱好。而这丑和美是相互对照和相互抵消的。相互对照的感情的这种平衡固然存在于和这一段剧词有关的戏剧情景里，但是只有那个情景却还不足以导致这种平衡。这种平衡，打个比方来说，就是该剧本所提供的结构上的感情。但是剧本的总的效果，它的主要的调子，却由于这一事实，即与这个结构上的感情具有表面上一点也不明显的相似性的一些流动的感受，和它结合起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艺术感情。

诗人在任何程度上的卓越或有趣，并不在于他个人的感情，不在于那些被他生活中某些特殊事件所唤起的感情。他的个人感情可能很简单、粗糙、或者乏味。他诗歌中的感情却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但是它的复杂性并不是那些在生活中具有非常复杂或异常的感情的人们所具有的感情复杂性。实际上，诗歌中怪僻的错误之一就是去寻求新的人类感情来加以表达；正是这种在错误的地方寻求新奇的做法使诗歌暴露出违反常情的效果。诗人的任务并不是去寻找新的感情，而是去运用普通的感情，去把它们综合加工成为诗歌，并且去表达那些并不存在于实际感情中的感受。那些他从未经历过的感情和那些他所熟悉的感情对他都会是有用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认为“在平静中被回忆的感情”①是一个不准确的公式。那是因为诗歌既不是感情，又不是回忆，更不是平静，除非把平静的含义加以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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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引自华兹华斯对诗歌下的著名的定义：“诗歌是强烈感情的自然的洋溢；它的来源是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感情”(“Poetry is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 it takes its origin from emotion recollected
intranquillity.”)，《抒情歌谣集》，第2版序言，18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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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一种集中，是这种集中所产生的新东西。诗歌把一大群经验集中起来，而这些经验在注重实际和积极的人看来，一点也算不上是什么经验。诗歌的集中并不是有意识地或经过深思熟虑而进行的。这些经验并不是“回忆起来的”，最后当它们在某一种气氛中化合在一起时，这种气氛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是“平静的”，即它只是消极地伴随着化合的行动。当然这还不是全部真相。在诗歌写作中，有许多东西必须是有意识的和深思熟虑的。事实上，拙劣的诗人在他应该有意识的地方往往无意识，在他应该无意识的地方却有意识。这两方面的错误都趋向于使他成为“个人的”。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脱离；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当然，只有具有个性和感情的人们才懂得想要脱离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

三

理智无疑更神圣，而且较不受感情的支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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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引自亚里士多德，《论心灵》，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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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打算在形而上学或神秘主义的边界上停笔，并打算局限于得出一些实用的结论，以供对诗歌有兴趣并有责任感的人来应用。把对诗人的兴趣转移到诗歌上面来，这是一个值得赞扬的目标，因为这样做将会有助于对当前的诗歌，好诗和坏诗，都能做出更为公允的评价。许多人都欣赏表达真诚感情的诗体，还有少数人能够欣赏技巧的卓越。但很少有人理解诗歌是有意义的感情的表现，这种感情只活在诗里，而不存在于诗人的经历中。艺术的感情是非个人的。诗人不可能达到这个非个人的境界，除非他把自己完全献给应该做的工作。他也不大可能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工作，除非他不仅生活在此时此地，而且还生活在过去的这一时刻，除非他所意识到的不是已死亡的东西，而是已经活起来的东西。

（19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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